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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部分公法行为，需要私人作出程序法上的意思表示才可启动，如依申请行政行为，只有在相对人声明或申请的条件下，行政机关才能作出具有实体法意义的行为。

[13]也就是说，全国人大的合宪性审查权主要是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运用，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则负责保证稍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符合宪法，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在宪法监督权上实现了一定的分工。除了这种抽象式的审查请求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所有下级法院均不能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直接依据宪法而质疑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或者作出任何形式的违宪裁决、撤销裁决。

[7] 一般认为，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有着不同的含义。第二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并未被我国宪法所禁止，也无损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享有的第一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19] 值得注意的是，看好合宪性解释作为在中国实施宪法的另一条路的学者一般都严格区分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20]，并且以合宪性解释不属于宪法解释来论证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独占宪法解释权这一制度安排的相容性，进而得出其有可能为现行宪法体制所接受。也就是说，宪法毫无疑问应当得到所有国家机关的遵从，且对于法院而言，应该具有优越于一般法律的效力。因此，翟小波教授在本质上是不认可合宪性解释在中国的可行性的。

[2] 吴庚：《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页。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专属性地占有抽象审查并宣告法律之合宪性的权力，八二宪法并未禁绝法院在普通诉讼程序中对宪法进行必要的解释。一方面，叶必丰教授提示了一种最为宽泛的理解（以下简称叶说）：执行力是实现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效力。

实际上，日本也有类似议论，而且，有下级法院认可过以民事诉讼程序实现国家或地方自治体的公法上的权利。  三、行政行为执行力观念的消弭 （一）法律效力 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是行政行为的两个要素中，公权力行使要素的演绎性表达。由此，行政行为执行力的观念归结为两个命题：（1）面向的是行政相对人（而非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第三种是卷面无错误标准。

行政强制执行所着眼的是凯尔森所谓的法律实效（efficacy）。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行政强制法》有关条文与上述司法解释有关条文之间的关联上。

[18][日]宇賀克也『行政法概説I行政法総論[第二版]』有斐閣（2004）194頁。附言一句：民法学者往往据此否认行政行为是法律行为，而行政法学者为了跻身法学，往往倾向于强调行政行为的法律行为性。[38]参见章志远：《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法学家》2012年第1期，第52页以下。与上述之行政行为观念基本一致。

学界完成这一任务的情况，将影响到部门行政法立法修改的质量。[6]不过，如果据此认为叶说不可取，则过于武断了。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司法解释，答案是非常明了的。[24]郑琦指出：据杭州市所辖下城区、江干区、淳安县、临安市、建德市等5区、县（市）数据统计，2006年可执行行政案件总数是78672件，行政相对人主动履行78161件，需行政强制执行511件，其中行政机关应依法自身强制执行47件，占9%，应通过非诉行政执行464件，占91%;2007年可执行行政案件总数是258055件，行政相对人主动履行257397件，需行政强制执行658件，其中行政机关应依法自身强制执行70件，占11%，应通过非诉行政执行588件，占89%。

至少还需要回过头来去检视：（1）哪些行政行为，其强制执行本来就应该由行政机关实施。[8]而法律行为概念在19世纪民法学中的经典阐述出自温德沙伊德（Windscheid）：法律行为就是意思表示。

[36]这意味着我国行政法学为了完成上述基本任务，需要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转变思路。（二）行政行为执行力观念的消弭 那么，行政行为执行力的法律依据何在呢？ 曾经有一个时期，日本行政法学认为执行力是行政行为当然具备的一种法律效力，也就是说，行政机关以行政行为课予相对人义务需要法律依据，但在该相对人不履行该义务时，行政机关动用实力强制相对人履行该义务则不需要法律依据。

另一方面，方世荣教授等提示了一种最为限缩的理解（以下简称方说）：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指行政行为成立、生效后，行政主体依法有权采取强制手段使行政行为的内容得以实现。也就是说，首先以行政义务实效之确保为视角，对各种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包括强制手段）进行检视，是行政法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说行政机关负有义务，去实现其所作出之行政行为的内容，那么该义务不是源自该行政行为，而是源自法律。[6]翁岳生主编：《行政法》，（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590页。通告处分本身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是否缴纳罚款是收件人的自由。《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的社区矫正人员公益劳动可能是一个适例，值得研究。

即便我们将叶说所阐释的执行力限定于具体行政行为（即行政行为），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逻辑难题。（3）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非诉讼，尽管法院仍需审查。

[26]针对这种状况，《行政强制法》第57条规定了书面审查，同时在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作出裁定前可以听取被执行人和行政机关的意见：（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由本院……执行意味着由法院而非行政机关行使实力。

[13] 但是，在我们的行政法学教科书中，无涉法律地、演绎性地阐释行政行为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如公定力、拘束力、确定力、执行力或者先定力、存续力等，毋宁是一种常态。但仔细推敲起来，行政机关与行政行为意思相左的事态恐怕只能发生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给付决定而又不意欲实现它，或者作出不利行政行为而又不具体落实它，导致期待该行政行为的受给付人或利害关系人产生不满的情况。

在此，他强调了私法关系中自力救济的禁止，即法律行为的强制执行须以法院的判决为基础，并以此说明行政行为和法律行为的区别。他将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对相对人在具体事件中作出的决定其权利的优越性的宣示。（一）立足点 笔者以为，研究行政义务实效确保手段时，有一个基本认识有前提意义：确保行政义务得到履行或者确保实现行政义务得到履行的状态，并非只有强制执行。上述法治风险在我国已经有所显现。

而且，毋庸置疑，这种检视、立法清理乃至修改才是本手或正途。[15]但是，在现行日本宪法下，强制执行权并非行政命令权的当然属性，它是实定法规所赋予的权限。

  五、行政义务实效确保手段之研究方法 上述之检视、立法清理乃至修改作为本手或正途，需要理论先行。[10] 上述之从行政行为观念推演出来的，或者说与行政行为观念有体系整合性的行政行为执行力观念，与叶说有着全面而明显的区别。

第二种是适度审查标准。[14]相应地，我们还能满足于无涉法律地、演绎性地阐释行政行为的执行力吗？ 质言之，我们可以在阐释行政行为效力时将更多的注意力分配给理论的自洽性，也可以满足于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无涉法律外观，但作为法学方法的当然要求，我们对行政行为效力包括执行力的阐释，必须立足于这样一个大前提：行政行为的效力体系不是概念演绎的产物，而是对实定法状况的一种转述或摹写。

[10]前引[9]，弗卢梅书，第50页。[41]《兵役法》第61条仅规定：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拒不改正的，在两年内不得被录取为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不得出国或者升学。人们表达了发生特定法律效果的意思，法律秩序之所以承认该法律效果，是因为法律行为的行为人希望发生这一法律效果。同时，行政法院也未被授予国家的公法债权的执行权限。

教育部门取消其报考高、中等院校资格。此类问题对于行政法学而言具有基础意义，不论是为了法学研究还是为了法学教育，都有必要碰撞思想、凝聚共识。

如果这个成年人是儿童的父亲或老师，那么这个命令就对孩子有约束力。[9] 与上述之行政行为观念相对应的我国的法律和法学概念，当是具体行政行为。

相形之下，我国行政法学或者过于强调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区别，而忽略了行政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关联，[37]或者有宽泛地将公布违法事实等统统理解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倾向。为叙述方便，本文以行政机关指称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中的行政主体。